除此之外，我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国铜器上，也可见到“工”“治师”等不同制作者的身份与名称，这与古埃及的“标示义务”相似。不过，这些标记很难与商标相提并论。在尚武的东周时期，兵器中被争相购置的“干将”“莫邪”宝剑之类，已有了指示相同产品的不同来源及其稳定质量的功能，与后来的商标比较接近。一般认为，将一定标识用在商品包装上，有目的地使消费者认明商品来源，不仅有文字记载，而且有实物流传至今的，是我国宋代山东刘家“功夫针铺”使用的“白兔”商标。
商标法律制度并不是在商标出现之后就立即形成的，而是在对商标进行保护的长期实践中逐渐摸索形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商标法律制度形成之前，各国只有一些具体的零乱的以保护商标为目的的做法，但是这些还不能形成一个法律制度。早期的商标的使用与保护是以政府的管制为基础的，商标主要被视为一种政府管理市场、监督质量的工具。
在我国，东周时期便出现了“杜康”酒的标志；东汉时期铁器上铸有“川”字作为产品标记；在南北朝后期的北周的文物中，就有以陶器工匠“郭彦”署名的粗制陶器标记；到了宋代，山东济南有一家刘家“功夫针铺”就以“白兔”作为商品的标记，在针的包装纸上用铜版印有白兔的图形和“兔儿为记”字样，这是我国所发现的迄今为止使用最早、设计图案较为完整的商标图样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商业的发达，出现了一些商标案件。一些地方的县志记载了仿冒牌子的案件。据记载，在18世纪初，清政府曾处理了这样两起商标案：一是雍正年间，奸商盗用“同仁堂”商标售卖假药，被清政府督察院捉拿问罪；二是乾隆年间，苏州府长州县一个名叫黄友龙的布商冒用他人布匹的“牌谱”而被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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