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标的起源是与中华民族吉祥文化的历史紧密相关的。可以说，原始社会中部族的图腾、手工艺品及其物品上的符号和记号是商标形成的萌芽。
我国的原始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。当时的人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如日、月、水、雨、树、木、动物等等都存在着灵魂，这便是通常说的“万物生灵论”。因此，各原始部落都以自然界的某一物作为自己信仰和崇拜的对象，这种受原始部落所崇拜的对象后人称之为“图腾”。他们还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图腾对象转变而来的。图腾在当时成了一种不可侵犯又具有维护部落兴旺能力的“神灵”，把这种神灵用某一具体的形象描绘为一种象征时，图腾标志便产生了。当原始人会生产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时，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制造的器物上作一个简单的记号或符号，其中有些符号可能属于图腾标志在某一物上的应用，正是这些原始标志与符号为以后真正的标志——商标的出现开了先例。
这类标志、记号和符号，在出土陶器中给我们留下了可靠的证据。几千年前我国就出现了仰韶半坡的彩陶，其中描绘着各种图形和符号，这些图形和符号并非是一种纯装饰的纹样，而是充满了部落信仰和传统观念，凝结了原始人一定的动机和目的，它通过巫术礼仪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和各种含义。
二、铜器的铭文
我国很早就有了铜器。据考古学家考证，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红铜器，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就进入了青铜时代。
商、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青铜礼器，往往只在各种礼仪场合中才使用。这些礼仪有一部分是祭祖，是一种图腾活动的继续。青铜器上的主要纹样是饕餐纹，这种纹样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权威的标志。与这一纹样纠缠在一起的夔龙、夔凤、鸥枭等图形，它们虽与原始陶器装饰风格不一致，甚至在某些性质上也有区别，但是仍可以溯源至原始图腾和陶器上的图形，这些纹样也并非一般的装饰纹样。
当文字出现后，原始陶器中的许多符号和刀刻记号在青铜器中被铭文所代替了。青铜器中的铭文和图形表示着一种氏族的图腾，同时也表示着该器物的所有权。这些图形和标志为以后商品交换的标志7一商标奠定了基础。
在阶级产生之后，战争随之频繁。战败者成了俘虏，然后俘虏又变成了奴隶并可被买卖，于是在出卖时，有的把卖出的奴隶予以特有的装束或打上特有的标记，奴隶成了最早的商品之一。象形文字记载的字“羊头人”，就是任意宰割和贩卖奴隶的标志。
封建社会初期，奴隶主贵族的旧制度逐步崩溃，社会朝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新制度变革以适应新生产力时代的发展，青铜器的用途以及它的造型、图案和铭文都与过去大不相同。随着贸易的发展，青铜器作为我国最早的交流商品出现在市场上。从青铜器的铭文来看，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大多和以往作器记事的圣旨无关，内容多为“物勒工名”，铭刻的是铸作年月、监造处所和工官的名称而已，这些名称出现于商品交流之中，因此真正的标志、商标也由此而来。当时青铜器铭文中的“子木子”等就属于这一类。
三、商标的形成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商品的交流更加频繁。商标在封建时代的初期就开始繁荣起来，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各种方式来区分产品，消费者也逐渐习惯于认牌购货。从洛阳金谷车站11号汉墓中出土的土陶器来看，有20多个都带有铭文。书写的商品（粮食）名称就达20多种，商品的命名也就从这个时代渐渐增多。另外印章和印记在秦汉时代，是商品交流中的一种记号，同时又作为所有者特写的标志，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封泥上就有“软侯家丞”的字样。标志也是在这些名称、书写形式和特写的记号中发展起来的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，它的表现形式并不统一。
南北朝后期的陶器中就发现有陶器工匠“郭彦”的署名，这种在商品上署名的方式继承了原始彩陶和后期青铜器的特点。这一特点在当今我国的商标中还留下了不少的痕迹，例如张小泉剪刀商标等。
到了唐代，出现了不少的行铺和作坊，同类的商品也日益增多，因此以行铺和作坊的名称作为商品标志的情形已习以为常，同时对于商标和商品的命名也有所讲究。据说唐代酒的名称就达50多种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以文字形式来作商标的。曾有人将酒店的幌子说成是我国长期使用的广告形式，更确切地说，它是一种以商标作为广告的形式，当时商标、牌子、广告有时已融为一体。徐百益先生在《中国广告发展概论》中描述了唐代的一块“太白遗风”的牌子，它是根据诗人李白命名而来。这一实例说明唐代商标已经具有很强的艺术性。
丝绸之路开展了我国对外的文化贸易，这一点也能在商标中反映出来，如扬州出土的唐代背水瓷壶中就有以阿拉伯文书写的“真主伟大”，旧译“大哉真主”的文字，这也说明当时的商标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。
在北京的龙泉青瓷中，有“永清窑记”的文字记载，这是我国古代商标的范例之一。
宋代的“白兔”图形商标，是我国发现古代最完善的商标，目前陈列于北京国家博物馆。当时山东济南有一家刘家针铺，它以家门前的石兔作为商品的标志，并在包装纸上印有兔的图形和“兔儿为记”的文字。这种命名方式和图形的表现方法，可以说明我国在公元960?1279年间，标志设计就已经比较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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